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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证十九冶医院的历史变迁……黄仲远

来源: 发布时间:2017年10月31日 访问量: A+ A A-

十九冶,冶金工业建设战线的佼佼者,因长期奋战在祖国的西部,又能打大仗、硬仗,故被誉为“西部铁军”,名扬四海。在这支曾经拥有几万人的队伍中,始终活跃着一支人数仅有几百人的特殊团队,“她”伴随着十九冶而生,伴随着十九冶成长,50年风雨同舟,50年荣辱与共,50年相依相伴,50年不离不弃,“她”就是当初的渡口市二号信箱职工医院,如今在攀枝花家喻户晓的十九冶医院。

48年前的冬天,我几经辗转,途经昆明,终于来到了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渡口市。望着眼前的金沙江,我感到有些新鲜,内地还是寒冬腊月,这里怎么烈日炎炎?我有些不解。放眼四周陡峭的群山,杂草丛生,树木罕见,我有些失落。既然是座城市,却到处都是芦席棚,怎么一条街道都不见?我又有一些茫然。一到医院,几栋看起来摇摇晃晃的三层红砖楼,满地鹅卵石,凹凸不平的路面,我心中不禁在想:这就是我将要安身立命的医院?我不是很满意,但回头一想,我的大部分同学都分到了农村,不少人还去了甘孜、阿坝、凉山,白天形影相吊,晚上黑灯瞎火,而我分到了国营大企业,还是保密单位,不说“楼上楼下”,至少有“电灯电话”,这里人来人往,一点不寂寞,于是我又感到欣慰,甚至有点飘飘然。

从正式报到之日起,我便和十九冶、十九冶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这里,我工作了38年。从这里,我退休已10年,但依然是魂牵梦绕,藕断丝连。对十九冶,我是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因为十九冶太大了,我只是一个小兵,知之甚少。但和医院48年的相依相伴,我见证了“她”的一草一木,见证了“她”的风云变幻,见证了“她”的异军突起,见证了“她”的历史变迁,三天三夜也说不尽,道不完。

忆往昔,峥嵘岁月稠,天南海北同聚首

有一位伟人说:“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,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,走到一起来了。”这句话用在十九冶医院,十分贴切。当年,十九冶医院的医务人员,除一冶职工医院入川班底,其余的分别来自北京医科大学、四川医学院、重庆医学院、安徽医学院、泸州医专、南充医专、成都中医学院、昆明中医学院、湛江医专、武汉冶金医专、峨眉中药学校、北京第三人民医院卫校、天津医学科学院卫校、江津卫校、雅安卫校、一冶卫校、中国人民解放军01部队。十九冶医院的后勤人员中,铁道兵复员转业军人、修建成昆铁路的民工、十九冶职工家属子弟也不少。天南海北聚首烂泥田,尽管说话南腔北调,吃饭众口难调,但大多是年轻人,思想单纯,又都充满青春活力,相处十分友好。十九冶大干攀钢如火如荼的时候,十九冶医院统率着东起倮果桥,西至05桥,整个金沙江以北地区的医疗工作,医院也步入鼎盛时期,工作人员达700多人(含工程公司卫生队),病床500余张,渡口市数一数二。

“再教育”,方知工人阶级情真义厚

医院,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。在那个时代,知识分子不吃香。对于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,更不曾客气过。但是,对于我们这些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中专学生来说,虽然头上也有一顶非正式的“臭老九”的帽子,但是,无论是党组织,还是工宣队、军宣队,对我们都还是比较客气的。我们是最后一批医学院校大中专毕业生,接受“再教育”是必修课。在企业,我们无缘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却有缘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。我们这批新分来的大中专毕业生近100人,按照时代的要求,都先后到弄弄坪工地劳动锻炼,少则半年,多则一年,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事实上,说是“再教育”,工人师傅们并没有把我们当外人,而且多有关照,重活、累活很少让我们干,危险的地方不让我们去,大家相处得相当好,不少人成为一生的朋友。劳动锻炼,让我们亲眼目睹了工人的辛苦,亲身体验到了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和博大胸怀,受益匪浅。

常言道: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还不到二十年,知识分子又成了香饽饽,大学生成了“大熊猫”——国宝。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,在“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”口号下,大学毕业生成了抢手货,各大企业纷纷派人到学校去抢。十九冶派了多少人马,我不知道,我们医院就派了好几个,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,奉命单枪匹马回到母校,由于轻车熟路,好说话,好办事,母校有求必应。我把十九冶宣传片、医院宣传片在学校大礼堂一放,招聘广告一贴,毕业生们便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,问这问那。经过我的努力,带回了17名大学生。后来,有的当了医院院长(徐大勇)、副院长(周辉),其余的不是科主任,就是高级职称的医师,他们都成为了十九冶医院骨干中的骨干。每当回想起这件事,我都有一种成就感。

为“三线”,吃苦耐劳不低头
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攀枝花气候炎热,环境恶劣、生活条件极其艰苦,几个月不下一滴雨是常有的事。每当狂风大作时,马路上的浮灰便腾空而起,遮天蔽日,对面不见人。天一亮,火红的太阳便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,笑傲江湖,笑傲群山。白天的气温有多高?脚能烫起泡,石板上能煎鸡蛋。医院的人还好点,总在屋檐下,施工现场的工人可苦了,中暑者屡见不鲜。干燥的空气,让人唇干舌燥,许多人鼻血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。粮食是定量供应,还搭配杂粮,女士问题不大,男士稍感不足。新鲜蔬菜难得一见,土豆丝、土豆片、红烧土豆、凉拌海带丝、涪陵榨菜、云南咸菜、萝卜、洋葱,但凡能从外地运来的,都成为我们的佳肴。每人每月两斤咸猪肉,二两清油。也有吃到新鲜猪肉的时候,那是过年过节,职工食堂喂的猪。虽然还谈不上“天当蚊帐地当床”,但牛毛毡当顶、篾席当墙的宿舍,也好不了多少,一不小心着火,《三国演义》里的“火烧连营”就会上演,且不止发生过一次两次。日常生活用品,许多都凭票购买,比如烟、酒、糖、茶、肥皂、洗衣粉。如此的生活条件,如此的工作环境,十九冶几万工人留下来了,十九冶医院几百名医务人员留下来了(也有夜晚躺在床上蒙着头哭鼻子的),没有向困难低头,没有当逃兵。靠的是什么?信念!我们都知道,攀枝花钢铁基地是三线建设重中之重,“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”,国家利益高于一切,所以,再苦再累,也无怨无悔。我们这一代人,为了祖国的大三线建设,“献了青春献子孙”,那不是自吹自擂,自我标榜,自我感觉良好,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,但愿人们不会忘记,共和国不会忘记。

见证第一炉铁水,偶遇吴法宪

99.99%的攀枝花人,并不知道攀钢的第一炉铁水是什么时候喷涌而出的,我却有幸见证了这一时刻。那天,依然和往常一样,烈日炎炎,我和护士王忠信在工地卫生所值班,席棚子里的温度可想而知。下午三时左右,我来到门口透透气、吹吹风,突然发现通往1号高炉的公路彩旗飘扬,公路两边有解放军站岗。“有情况!”我赶紧“提高警惕”。果然,过了不久,一溜小汽车缓缓开了过来,直奔1号高炉而去。卫生所与1号高炉咫尺之遥,喜欢看热闹是我们中国人的“一大优点”,我也不例外。待我急急忙忙凑上前去,一眼就认出了一个矮矮胖胖、面容特殊的大人物—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,陪同前来的还有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国华、铁道兵司令员刘贤权,市委、攀钢、十九冶的领导,不过,这些人我都不认识。只见吴法宪笑容满面,不停地挥舞着“红宝书”向在场的人群挥手致意。由于是秘密行动,现场并没有多少人。当几个炉前工撬开1号高炉出铁口,红红的铁水喷涌而出时,掌声、欢呼声、“毛主席万岁”的口号声骤然响起。吴法宪在简单的讲了几句祝贺和勉励的话后,一行人便绝尘而去。这一天,绝对不是后来所称的1970年7月10日,而是6月29日,或者6月30日,当时计划7月1日正式出铁“向党的生日献礼”的,因为试运行中出了点问题,不得不推迟了出铁的日期,于是,才有了“攀钢1970年7月10日出铁”的说法。吴法宪代表毛主席、党中央、国务院,在成昆铁路还没有全线贯通的情况下,亲临出铁现场,说明国家对攀枝花钢铁基地是何等的重视。

招知青,几经周折路途难

1970年10月,十九冶一方面为了壮大队伍,一方面考虑到从一冶过来的老工人的利益,征得四川省的同意,组织了一支招工队,到湖北省招工,对象是十九冶老职工上山下乡的子女和二井巷、三井巷老职工的子弟。我奉命参加了这支招工队,医院领导交代给我的任务是:筛选10名五官端正、性格开朗、头脑灵活的女知青到医院当护士。任务看起来很简单,却历时两个多月。当时,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历史潮流,我们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,谈何容易。我们一行人吃住在一冶第二招待所,足足等待了两个月,不知领导在川、鄂之间来回穿梭多少次,才最终得到湖北省的同意。湖北省沔阳县的沙湖区、杨林尾区,是我们十九冶职工子女集中的地方,这里是“洪湖赤卫队”的故乡,我的任务就是在那里完成的。新招来的10名知青,在乡下时,一个个穿着宽大的棉衣棉裤,灰头土脸的,入厂时还个个打摆子(疟疾),可没隔多久,便都变得“洋气”起来。“人靠衣装马靠鞍”,这帮人五官端正,年龄都不到20岁,浑身充满青春活力,稍稍打扮,便光彩照人。让我难以忘怀的是,结束了湖北的招工,带队的领导又让我单独去河南柘城县招收1名矿山老工人的儿子。柘城县邻近山东,县城到老工人的家没有公交车,我只好租了一辆自行车,一大早便冒着满天大雪前往目的地。北风飕飕地吹,雪花不停地飘,骑着骑着,我突然感觉心烦意乱,手把不住车龙,便赶紧停下来。环顾四周,茫茫雪原,一个人影也没有,但我并不惊慌。我在大车道上来回走了走,又休息了一会儿,才慢慢缓过神来,于是继续上路。在公社干部带领下,我找到了老工人的家——一座脏乱差矮的茅草屋。公社干部指着一个又矮又瘦、还流着鼻涕的男孩对我说:这就是你要找的人。我一看,我的妈呀,他才多大,能当矿工吗?公社干部实话告诉我,他还不到14岁。这哪里符合招工条件,说过一些安慰话,我很失望地走了。多年以后,回想起这件事,我似乎又有一种负罪感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当年我要是不坚持原则,一句话就能改变他的命运,岂不是成人之美?十九冶能为职工着想,招收了大批知青入厂,实在是难能可贵,否则,这帮人返城,还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。

追汽车,三下中原

1984年,十九冶医院领导班子大调整,按照领导干部革命化、知识化、年轻化的标准,一下子提拔了5名老三届的大学生,吴德斌出任院长,康昭荣、高向农、谢应登出任副院长,丁世致出任党委副书记。这帮人40岁刚出头,年轻力壮,壮志凌云,大有不干出一番事业不罢休的劲头。

可何曾想到,上任不久,就上当受骗了。原来,新班子作出决定,试图把一台旧救护车卖了,买台新的,装饰门面,撑撑面子。没想到,一个貌不惊人却能说会道的河南信阳人,名叫宋家康,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十九冶医院要卖救护车的消息,在十九冶安全处某处长竭力配合下,5万元与医院成交。在这位处长担保下,当时只交了1千元现金,骗子就把车开走了。一台旧车卖了5万元,似乎很划算。谁知道,这个骗子犹如“赵显送灯台,一去永不来”,几个月了无音讯。新班子坐不住了,怎么办?派人去找!当时,我刚调医院办公室不到一年,怎么也没想到这样的任务会降临到我的头上。到了河南信阳,人是找到了,经打听这小子并无正当职业,老婆开了一家小面馆。要钱,暂时没有,赌咒发誓,一个月后寄出。看看车吧,不在,说是别人借走了。无奈之下,只好返回。一个月以后,哪里见到半文钱?不久,我又和一名司机宋大忠二下河南,这次更惨,人都没有见着。人到哪里去了呢,因诈骗坐“鸡圈”(监狱)了,有关部门不让见人,再次无功而返。这时候,医院急着要买新救护车,旧车没有下户口,买不成,我和年过半百的财务科长蔡亦乐、司机陈德华,再次奉命三下河南,说什么也要把车追回来。这一次耗时长达99天,去的时候,地里的西瓜还是幼苗,回来的时候,西瓜都下市了。原来,这个骗子早把车卖了,人还在监狱里,我们只好找当地法院打官司。当地法院还够意思,不仅立即受理,而且不辞辛劳,反反复复做工作,终于在临近一个县的一个乡镇找到了买主。买主是一个彪形大汉,脾气火爆,当法官说明他买的车是赃物,要予以没收时,两眼一瞪,两把明晃晃的菜刀一提,大吼道:“老子花了3万元买的,谁敢!”看到如此恐怖的画面,法官下意识的也拔出手枪来。眼看一场血案就要发生,我们连忙劝阻,双方相持了好一会,才各自“放下武器”。法官秉公执法,收缴赃物没有错。买主花钱买的东西,你说是赃物,说没收就没收,哪这么简单,人家的钱怎么办?别人一家老小怎么活?这一次,双方不欢而散。后来,法院又跑了几次,也没有结果,车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。买主意思很明确:我花了3万元买的,拿3万元来就还车。那时候,车子是很紧俏的,救护车稍加改造,就是一辆小客车,跑运输很挣钱,答应给钱提车,算是让了一马。法院无可奈何,也有了这个意思,还说:你们这么大的单位,3万元算不了什么。经医院领导商量同意后,医院硬是花了3万元,才把车开了回来。那时候的3万元,比今天的30万元还要多。

新领导班子原以为一台旧车子卖了5万元,赚惨了,没想到“偷鸡不成蚀把米”,倒赔了3万元,5个大学本科生,居然被一个“外乡人”骗得溜溜转,提起这事,大家气就不打一处来。“吃一堑长一智”,有了这次惨痛的教训,新班子“不见鬼子不挂弦”,在往后风云莫测的市场经济激流中,再也没有犯类似的错误。

办“大学”,自身充电

许多人不知道、知道的人也许已经淡忘,十九冶医院曾经创办过“七•二一”大学。1975年,医院为了加强临床医生力量,决定创办“七•二一”大学,自己培训一批人才。那年,本人和同事苏月桐奉院长高国勋之命,前往上海,购买50套医学教材和简易医学标本。平生第一次踏上号称“花花世界”的大上海,大开眼界,感觉运气不错。在上海,我俩人生地不熟,和上海人说话、办事都很吃力,好在两条腿管用,几乎跑遍了上海各大书店,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说是大学,其实就是一个培训班。学员是医院转业军人、职工子弟、卫生队的人员,文化程度参差不齐,高中、初中、小学文化都有。老师都是医院的临床医生,教室设在医院的木工房,办学条件极其简陋。带薪学习是非常难得的机会,所以,有幸入学的40多名学员个个都很努力。多年以后,这批人大都成为主治医师,个别人还晋升了高级职称。十九冶医院“七•二一”大学谈不上可圈可点,至少也缓冲了当年医务人员紧缺的状况,值得一书。

采中药,东跑西颠

当年,攀枝花缺医少药,医疗资源全从外地引进。时逢国家提倡“中西医结合”,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可高了,尤其是内科,还有传染科。据说马鞭草能治肾盂肾炎,医院从上到下,都满腔热情地参与到采摘马鞭草的活动中。每逢礼拜六,医院领导常常亲自带队,开着解放牌大卡车,载着几十名怀揣干粮的医务人员,风风火火前往务本公社,采摘马鞭草。他们的足迹,踏遍了务本公社的山山水水,留在了务本公社的田间地头。短短几个月下来,当地的马鞭草都快绝迹了。于是,不得不转移战场,大黑山、弄弄沟、新庄,也常有十九冶医院医务人员的身影。中西医结合,主要是西医学中医,在当时是一种社会潮流,时兴了好一阵子。

大战传染病,无私奉献

1970年前后,攀枝花传染病流行。十九冶医院传染科,又称二病区,原本座落在今日十九冶技校的位置,当时病床只有几十张。汹涌而至的传染病,让十九冶领导心急如焚。十九冶职工、家属人心惶惶,严峻的疫情,逼迫医院不得不扩大传染科。但是,原址地形所限,无法扩展,只好搬家。

在十九冶统筹安排下,1972年3月,新建的十九冶医院传染科在一片荒凉的高峰山顶问世。新建的传染科,无论是病区还是家属区,房屋都是清一色的牛毛毡屋顶、水泥板墙,简陋得让人吃惊,更可叹的是,病区和家属区并无一墙之隔。自来水不达标,是当年造成传染病流行的主要原因。为了应对大量的传染病人,十九冶医院传染科病床扩展到146张,工作人员112人,有3个护理单元,中药房、西药房、洗衣房、锅炉房、木工房、化验室、供应室、放射室、收费室、会议室、病员食堂、职工食堂、病员澡堂、职工澡堂、小卖部、幼儿园、党组织、团组织、工会组织,一应俱全。这哪里还是一个科室,简直就是一个传染病医院。那时候,急性传染性肝炎最多,其次是肺结核,大咯血的不少。肝炎病房,高峰时床位达到82张,还常常有十几人排队候床。为了尽快治好肝炎,医务人员想尽了办法,在传统治疗方法的基础上,还自行研制了川矾片、肝炎1号合剂、肝炎2号合剂,甚至连土方法生吞活泥鳅都派上了用场。

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天职,再苦再累也无话可说,劳动保护的不到位,却给传染科的职工带来了巨大的伤害:两名医生因传染上肝炎英年早逝,医务人员患过肝炎或肝炎病毒携带者不下10人,职工家属、特别是子女患这样那样传染病者,比比皆是。幸亏是只讲贡献的年代,要是放到今天,不打官司才怪!付出归付出,话又说回来,医院领导对传染科还是很关心的。记得是1982年的一天深夜,攀枝花突降大雪,漫山遍野银装素裹,高峰积雪达10厘米,不断听到树枝被压断的声音传来。第二天一大早,医院领导便火急火燎地往高峰山上赶,中途汽车被大雪压断的树枝堵住去路,来不及清理,一行人徒步上山,领导们首先关注的是有没有房屋倒塌、人员伤亡。当确认平安无事后,才如释重负。对传染科生活物资的供应,医院领导也从不吝啬。传染科的病号、职工,只要肯掏钱,天天有肉吃,比起医院本部职工一个礼拜打一次牙祭的待遇,可以说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地下。

顾全大局,忍辱负重

企业职工医院,是企业办社会的产物,不伦不类,就像大家庭里的小媳妇,饱受欺凌,处境十分尴尬。因为业务与企业风马牛不相及,常常被忽略。计划经济年代,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,职工医院花钱还不成问题。到了市场经济年代,企业自负盈亏时,职工医院被列入“费用单位”,成为企业的“包袱”,地位降到最低点,有人公开说:“我们(工人)用血汗养活了你们(医务人员)。”甚至还有个别人对医务人员极为不恭,张口就骂,动手就打,医务人员的地位可想而知。而在政府眼里,企业职工医院又不属于事业单位,工资改革时没有企业医务人员的份,同班同学,工资短了一大截,养老金少了一半。直到医疗制度改革,公费医疗寿终正寝,企业职工医院方显出“英雄本色”。以十九冶医院为例,职工看病全收费以后,事实证明,原来“她”不是什么“包袱”,不需要谁来养活,自己完全能够养活自己,而且活得很好,还有利润上交。医改证明了企业医务人员的价值,但是,在十九冶最困难的时候,遵照十九冶领导“顾全大局”的教导,十九冶医院的医务人员,还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十九冶的职工、家属。当有人把对医改后看病要花钱的不满,通通发泄到医务人员头上时,他们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,以确保公司内部的稳定。50年来,十九冶医院忍辱负重,诊治了近千万人次的门诊伤病员,收治了几十万人次的住院病人,用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”来形容,或许不过份吧?

提高医疗质量,敢为人先

如今,电视腹腔镜技术已经不是什么“高科技”。二十多年前,那可就不一样了。1993年,时任十九冶医院主管外科系统业务的副院长高向农,敏锐地捕捉到电视腹腔镜新技术的信息,于是向医院领导班子鼎力推荐。在高向农“煽动”、“蛊惑”下,医院领导班子很快达成共识,决定率先引进这一新技术。可是,整套设备需要40万元,资金从何而来?这时候,高向农立下军令状,拍着胸脯说:“我去找公司要,要不到我就去工程公司化缘。”有志者事竟成,在医院领导班子共同努力下,设备解决了,人员也培训回来了。十九冶医院敢为人先,1994年 4月3 日,攀枝花第一例电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在十九冶医院获得成功,从而开创了攀枝花医疗技术新纪元,敢于率先问鼎这项新技术的主刀医生是:主任医师高向农、主任医师王时宝。从此,电视腹腔镜技术成为十九冶医院一朵绚丽的奇葩,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,也赢得了丰厚的社会效益,四面八方慕名求医者络绎不绝。待到攀枝花出现第二台电视腹腔镜时,十九冶医院已经完成上千例腹腔镜手术,技术水平遥遥领先。

藏龙卧虎,人才辈出

十九冶医院是培训基地,人才摇篮。当年,攀枝花市第一次评审主任医师,10个人,十九冶医院5人入选。50年来,十九冶医院输出医务人员、管理人员300多人,集中分布在武汉、上海、都江堰、宁波。攀钢医院院长钟德生,武钢二院党委书记李新,中冶医院院长高国勋、卢伯南,十九冶都江堰疗养院院长李和灿、胡孝荣,宁波北仑经济开发区中心医院院长谢应登,一冶医院院长徐大勇,攀枝花大学医学院院长徐文豪,四川省总工会副主席郭秀清,他们都是十九冶医院人,他们的娘家都是十九冶医院。身为十九冶医院的一名员工,我为十九冶医院人才辈出感到骄傲,也为十九冶有一所人才济济、几十年为其职工健康保驾护航的职工医院感到庆幸。

企业文化,百花争艳

1984年3月,医院搞“三优一学”活动,我从传染科借调到医院办公室工作,几个月后被留了下来,从此,与医疗“一刀两断”了。大概是我为人还算厚道,不怎么偷奸耍滑,又有一点文体方面的细胞,三年后我受命主持医院的工会工作,这一干就是十几年,直至退休。上任不久,受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启发,我突发奇想,我们医院知识分子多,女同志也多,文艺人才一定不少,何不也学学中央电视台,搞个“职工春节联欢晚会”?我把自己别出心裁的想法,斗胆向医院领导一汇报,立即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。在医院领导的热情关怀和工会干部、全院职工的积极支持下,1988年春节,《十九冶医院第一届职工春节联欢晚会》在医院篮球场露天上演,一举成功。没想到,这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,年年都按时举办,特受职工、家属、病员以及医院周边人群的欢迎。世纪之交的2000年,十九冶医院职工春节联欢晚会,上报节目51个,考虑到演出时间太长,一狠心砍掉了8个,43个节目一直演到第二天零时30分。除春节联欢晚会外,每逢党的重大节日、国家的重大节日,医院都会组织大型的文艺演出。我们的演员,人不分男女、年不分老幼、职务不分高低,同台表演。我们的节目,大多数为自编、自导、自演,娱乐性强,而且健康向上。民族舞、印度舞、芭蕾舞、拉丁舞、小品、相声、京剧、样板戏,种类繁多的文艺节目,演出时让数以千计的观众,脖子伸得长长的,眼睛睁得大大的,耳朵竖的高高的。台上精彩纷呈,台下聚精会神,时不时爆发出来的掌声和欢呼声,让人们暂时忘记了人间的冷暖、个人的得失、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恩怨,人们完全被这种热烈、欢乐、祥和的气氛所陶醉。这或许就是企业文化的魅力,这或许就是企业的凝聚力,职工的向心力。

那年月,十九冶医院文艺代表队、知识竞赛代表队,无论是参加公司内部汇演、竞赛,还是参加全市卫生系统汇演、竞赛,不是第一,就是第二。十九冶医院男女篮球队,在医院领导刘秋萍、田景春、何端生、刘学让率领下,东自矿山,西至小宝鼎,南达仁和镇,南征北战,在攀枝花市卫生系统中打遍天下无敌手。张荃、崔帮全、崔俊华组成的男子乒乓球队,无人与之抗衡。企业文化,十九冶医院“风景这边独好”!在为自己增光的同时,也为十九冶添了彩。市长王志民、副市长林立英、张祖云,都曾观看过晚会,公司领导更是常常出席观看我们的演出,公司工会在技术指导的同时,提供了大量演出服装、道具,还会同有关部门多次出席晚会担任评委。

十九冶医院企业文化红红火火,除领导支持外,主要得益于职工队伍的综合素质,知识分子有他的缺陷,但文化程度不同,思想境界不同,又多才多艺,他们把文化生活当作是一种享受,所以积极参与,只要组织一号召,便一呼百应,奋勇当先。企业文化,有百益而无一害,值得投入,值得弘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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